克服“本领恐慌”的根本之道
习近平同志指出:“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我们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这种“不适应”,说到底,就是“本领恐慌”。它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做好工作的本领。出现“本领恐慌”的同志,虽然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和干劲,但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
本领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破解“本领恐慌”,根本是要扎实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贯穿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钥匙”。
学习矛盾分析方法,把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从方法论上说,习近平同志于此所提出的是矛盾分析方法。
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是“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矛盾。矛盾揭示了现实世界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内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后来,毛泽东同志说得更直接:“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由此可见,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处理好事物的矛盾。
什么是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人类世界中基于实践生成发展的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斗争性和统一性是其两种基本属性,前者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相互限制、相互否定的性质、倾向和趋势;后者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相互结合、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性质、倾向和趋势。 不过,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相互关联、对立统一的。恩格斯说:“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
由此,我们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既要看到矛盾的对立面,也要看到矛盾的统一面,从统一中把握对立、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政府与市场是一对矛盾,一方是“看得见的手”,另一方是“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时常与“看不见的手”发生冲突。如何看待并处理好这两只“手”的关系,不仅是中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课题,更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实践难题。于此,习近平同志熟练地运用矛盾分析法予以分析、处理。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所以,我们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 显然,习近平同志既看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看到了它的不足;既看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区别,更看到两者的联系。所以,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力求在对立统一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然,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这些矛盾各具特点,在人类世界的复杂发展过程中或复杂矛盾体系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就事物发展过程而言,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之分,根本矛盾贯穿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并规定事物及其发展过程本质;就事物发展不同阶段的诸多矛盾而言,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就每一矛盾内部对立的双方而言,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规定、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但非根本矛盾、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们对于事物的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有鉴于此,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既要看主流、抓重点,又要搞清支流、注意枝节。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主题。如何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展示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范例。众所周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但是,“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一言以蔽之,“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的改革,以解决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论,在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屡见不鲜。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他对党的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方法非常值得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这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要不断巩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但是,说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工作都不重要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了,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学习历史分析方法,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走向未来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于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因为“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 ;2013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史实,更要领悟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做好现实工作、走向未来。
历史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这个辩证法的总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及万事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历史演化过程。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联系地而非孤立地、发展地而非静止地看问题、想办法。
1949年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大体有两种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之前的三十年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因而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矛盾,甚至认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因而用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
习近平同志科学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牢牢树立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正确认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廓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2013年1月,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一,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第二,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第三,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通过这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习近平同志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他说,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六个时间段。 这六个时间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500年的历史梳理中,习近平同志事实上是要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有着深远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源头。只有明白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明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我们才可能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有条件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所谓条件,就是同某一事物相关联、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所以,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而不能超时空或跨时空,否则必然犯时空错位的错误。
同样是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他从当时的历史时空出发,认为如果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就站不住,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不住。站不住,天下就会大乱。所以评价毛泽东同志,要把他放在党、国家的整个历史全局之中,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看到他所犯的错误,更看到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学习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刚刚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公开表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主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秉持群众史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在方法论上就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要义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就是一次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典型案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换言之,全面深化改革是党内的共识。同时,由于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所以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希望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好这些问题。简单地说,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党内的意见,也是群众的呼声。中央政治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分散的意见,于是在2013年4月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意见集中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党内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分散的意见得到了初步的集中。2013年4月20日,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发表看法。
如此几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得以确定。议题确定后,中央政治局便成立文件起草组,习近平同志亲任组长。在近7个月的时间里,文件起草组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2次分别审议决定,相关文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在一定意义上,这又是一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此,党内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最终成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决定》公布后,中央、地方媒体纷纷开设专栏或专题从各个方面进行宣传、阐释,广大人民群众藉此全面了解这个最新的中央重大决策。在准确把握了《决定》之后,全面深化改革开始见之于行动,中央及地方先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更被充分调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从分散的意见到集中的意见、从集中的意见到群众的行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谙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之要。对于这个方法,习近平同志甚至深入一步,要求做好调查研究。他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
至于如何做好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指出,首先要找准问题、有的放矢。简要地说,就是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深入研究“五大问题”:一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三是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四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五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其次,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调查了解情况。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而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是调查研究的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再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调查了解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最后,要制度化经常化。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使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此外,要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使领导干部不仅“身入”基层,而且“心到”基层,直接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
方法是“桥或船”。没有“桥或船”,就不可能完成“过河”的任务。因此,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仅要学习其中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更要学习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并正确地运用,我们才能真正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最终克服“本领恐慌”,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来源:前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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