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严批公款请客送礼歪风：“要少请客，不送礼”(3) -pg电子游戏试玩平台网站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选举方式，人民群众选举各级官员，干群关系融洽，“只见公仆不见官”；自己当家作主的政府，真心爱护群众的政府，自然威信极高，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巨大。党群关系融洽，社会健康、和谐进步，延安成为中国和世界瞩目模范，爱国志士向往的圣地。但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也曾历经曲折。中共高举抗日大旗吸引爱国志士云集延安，“公家人”激增，农民负担快速加重。1941年人均负担公粮从1938年的2.8斤增加到444斤，实际操作中搞“民主摊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面对群众的骂声，毛泽东深刻反思指出：党群关系紧张“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8页）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页）党中央迅速矫正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失误，统筹调整决策大政，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和“双拥”运动。边区党政机关连续三次精兵简政，供养人口总体减少70%。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逐渐实现部分自给或全部自给，农民的负担逐渐减少到占总收入的9%。再加上普遍开展“双拥运动”促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和，对立和抵触很快化解，党政军民关系重新修好，这可由一个小例子看出。转战陕北时，“我们的重要物资二百多驮（其中包括黄金十多万两，是用木箱盛的）放在清涧靠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由郭林森带一个班看守。好险呀，敌人到了离这个村子五里路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掩护，没有走漏一点风声，敌人没有进这个村子，在前面那个村子宿了一夜营，第二天便收缩到蟠龙做工事”。（俞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载《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