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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双手
作者:穆青
去年10月我到河南辉县访问时,正逢太行的秋天。温煦的阳光抚慰着峻峭的崖壁,山谷间云蒸雾涌,翻滚着金色的光柱,一树树灿黄的柿子,深红的山楂,衬着青蓝色的群峦叠嶂,就像一幅精心写就又漫不经心地留在这儿的油画。这是一块让我梦牵魂系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我曾几度报道过这儿的人民治山治水的情景,许多激动人心的人和事至今还深刻在记忆里,有时清夜梦回、凭窗远眺,我都会猛然想起这些,虽岁月流逝亦难以忘怀。
抵达辉县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奔向县城东北方向的拍石头乡。这个乡当年是全县最穷困的山区,大部分处在一条干旱的郊东沟里,1969年8月才单独划出来,成为拍石头公社。一个在战争年代打过游击的老共产党员孙钊,带领十七八个干部来到这里开展工作。当时的拍石头,全境没有一块平川,也没有活水源,25道荒山野岭全是光秃秃的,13条大河沟乱石滚滚,土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上。解放后20年间,这里年年吃返销粮,甚至连群众的吃水和烧柴问题都没有解决。
汽车沿着柏油公路飞驰,窗外掠过的已不是当年的荒凉景象,而是一片片绿林,一条条整齐的梯田。在连绵不断的梯田中段,有一处断裂带,几百米长的河滩原封未动地摆在那里。这是当年在这儿为子孙造福的人们,特意给后人留下的一块荒滩,它告诉人们什么叫当年的乱石滚滚。荒滩上竖了块醒目的牌子,上写“教育滩”三个大字。这鲜明的今昔对比不仅述说着郊东沟的变迁,更昭示人们不能忘记苦难的过去。看到这些,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我两次到此采访的情景。那时千军万马筑堰造田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在改造这条郊东沟的工地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一身补丁、两鬓斑白的公社书记孙钊同志。以后,他不幸去世,我也是在这条沟里,沿着梯田,踏着青石,到处追寻着他的足迹。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往事依稀,更觉得这梯田仿佛就是他理想和生命的再现,老孙钊也许又会从这梯田里匆匆向我走来。
汽车把我们送到乡政府依山建成的院落。门口是一排两层楼的楼房,远比当年拍石头公社气派多了。但我没有走进这个院落,只急切地想寻找那个我采访过的公社旧址。我记得,那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的小院,只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其中五间原是供销社的旧仓库。后来成了拍石头公社干部们的宿舍兼招待所,地上用麦秸铺成大通铺,十几个人就这么挤着一起睡。那小小的办公室里,公社书记孙钊和党委委员们合用一张办公桌,每人一个抽屉放文件,屋里最齐整最显眼的东西是每人一个盛衣物的旧炸药箱。那些小屋冬天透风、夏天漏雨,要不断修补才能住人。县里几次拨款给他们盖新房,可他们都把钱用在造田修路上了。记得我第一次采访时,小院的大门上还贴着两条毛主席语录:“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那是孙钊到任后不几天让人写的。
两位乡干部把我们带进那个小院。西斜的阳光洒了一地,带着谷香的秋风轻轻地摇着树枝,摇着窗扉。院里静悄悄的,所有的门都锁着,一如当年大战郊东沟时那样。我借着阳光,从门缝向里张望,又把同行的年轻记者叫过来,让他看看当年拍石头的干部们在那场改变大自然的战斗中,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现任乡党委书记霍永,今年39岁,当年是孙钊领导下的治山治水专业队队长。另一个乡党委委员路军昌,那时候还是个跟随孙钊的小通讯员。他们和孙钊刚来的时候,这里山穷水穷人更穷,老百姓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没烧的。孙钊到任的第一个冬天,县委书记郑永和为支持这个新建公社的工作,曾带领县委的干部们拉着架子车把煤从县城运到公社。然后再由公社的干部组成扁担队,挑进深山。从公社所在地到张泗沟一带,40里高山陡坡羊肠路,空身走都很艰难。5l岁的孙钊每次都担上100多斤煤领头爬这条险路。那时候正逢下雪天,寒风中,人们外衣结成冰甲,内衣却被汗水浸透。他们上午翻过海拔1000米的宿羊台、阎王鼻等悬崖陡坡,下午又担上公粮踏碎河滩上的冰凌赶回公社。每天往返80里,整整担了一个星期。
这是一次真正的雪中送炭,他们不仅为群众送去了温暖,更送去了共产党员一颗颗赤热的心。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无声的感情更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呢?就这样,在第二年的冬天,拍石头的人民在孙钊的发动下开始了改造山河的战斗。经过两个冬春的苦干,他们在高山顽石上硬“抠”出了通往后山的公路,在前山建起一条石砌的盘山水渠。从第五个冬天开始,孙钊带领全公社15个大队的干部、群众大战郊东沟,把乱石河滩改造成良田。整整两年问,他们在郊东沟里打起了100多条水泥浆砌的石堰,把乱石压平,然后从两旁山上取下大量黄土,平铺一米多厚,使40里长的千古乱石河滩变成了层层梯田。
孙钊在拍石头的6个冬天,一直住在工地上,其余时间就在各队蹲点。后山有个黑沟水,前山有个张飞城,是他抓的两个点。他就像老百姓的家里人,经常给五保户挑水,或拉车送病人去医院。在张飞城他住的小屋,低矮昏暗,烟熏火燎,而他却认为,老百姓的麦秸草铺睡着最安稳,最解乏。他吃饭不让专门派,收工后,看到谁家饭粗就到谁家去,揭开锅自己舀。
一年四季,他身穿补丁衣,脚穿打掌鞋,跟社员一样晒太阳,一样受风霜。夏日的骄阳把他黑色的衣服晒褪了色,蓝色的衣服晒得发白。他站在社员群众中,外人根本分不清谁是书记,谁是社员。无论到哪里,他总是一个布背包,一辆自行车,一副劳动工具。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哪里就是宿舍。他在郑州的姐姐来看他,不忍地问他:“你从小就受苦,这50开外的人了,还要这么苦下去吗?”他老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孩子,有一次跑到拍石头来,眼泪汪汪地对他说:“你就这么狠心,不管这个家了?”孙钊安慰她说:“咱家再苦,有吃有烧,总比拍石头老百姓好得多。党把上万人交给我了,我能不管吗?”他亲手给老伴做下可口的饭菜,留她多住了几天,自己还是很少回家。有时老伴病犯了,他就派小通讯员往家里送药,一来二去小通讯员后来竟成了他的二女婿。
公社院门旁有一间小房,地势较低,屋顶平平的,比两三张双人床大不了多少。当年,我和郑永和、孙钊曾在上面铺上草席,喝着大碗茶谈了很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的未来。记得那一夜,我们三人就睡在这屋顶上。如今,房子犹在,小院如昔,唯独再不见老书记孙钊的身影,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一种悲怆的失落感,使我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小院……
汽车沿着上山的公路,一直向深山中驶去。往日的荒山野岭,都改变了颜色。茅屋草舍已变成崭新的瓦房,层层整齐的梯田,一直向高山深处延伸过去。两旁山坡上、村路边;红果树、柿子树、黄楝树正挂满果实,发出诱人的色彩。也就是在这条山沟里,当年老孙钊曾领我翻山越岭到处查看,指点着将来哪是红果岭,哪是松树林。现在,我虽然已认不出这些地方,但遍山的青翠,满目的红果;不都是老孙钊他们心血的结晶吗?
我慢慢走上一座山头,极目四望,太行山峰峦叠嶂绵延无尽。在蓝天白云之下,远远近近一个个山头默默地耸立在那儿,它们是那么雄伟;那么庄严,那么令人神往。我忽然觉得它们不就是我心目中那些默默奉献自己、造福人民的共产党员的群像吗!其中就有老孙钊那高大的身影。他们一个个昂首挺胸,千秋万代屏卫着大地;哺育着人民,任朝霞夕晖在他们身上,永远留下绚丽的色彩……
下山的路上;我提议看看孙钊的墓地,被同行的老书记郑永和阻止了。他说,路不好走;时候也不早了,不去了吧?我默默地看着他,没有再说什么,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怕我触景生情,会过分激动。其实;我担心的正是怕他太激动。他和孙钊有着几十年并肩战斗的友谊,孙钊去世后,他每次向我谈起当时的情景,无不声泪俱下,难以自持。
那是1975年冬天的一天。孙钊4点半起采出早工,天黑路滑;不小心从两丈多高的崖头失脚跌下,摔得浑身青紫,右手断了一个手指。57岁的人了,哪经得起这一摔。他强忍着伤痛;用手绢扎了扎;又爬上山坡,坚持劳动。大家只见他干活出汗格外多,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摔断了手指。晚上,伤手肿到胳膊了,才被人发现,连忙送他去找老中医。医生给他接上骨头;要他用绷带把手吊起来,好好休息几天,可是孙钊坚决不答应,只把受伤的手插在上衣第二和第三个纽扣之间,像平常一样又回到了修筑大渠的工地。那时,工地上正急着用沙,他把伤手插在绳套里,去40里外拉沙,每天往返一趟,一连拉了五天。沙拉完了,他又去抬石头。由于用力过猛,刚接上的指骨又脱开了。钻心的疼痛,使他难以入睡,只好再找医生接。老中医一看急了,对他说:“你还好意思来见我吗?像你这样,神仙也难治好你的手!”医生好容易再次给他接上,没想到十几天后,干活时那手指又第三次折断了。这次,他忍住疼痛,没敢再去找医生。
11月20日,老孙钊离去的那一天,他跟往日一样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把村里的干部叫来开会。直到上了床他才说身上发冷、头疼。同屋住的公社干部老杜要给他找医生,他说:“天太晚了,别打扰他们了。”只喝了几口开水就躺下了。他对老杜说:“这是咱们在工地上过的第七个冬天了。一说起这,都说咱们是苦干。我看苦干总比苦熬好,苦熬没出路,苦干才能干出头。”他们唠了好一阵子,临到老杜要睡着了,孙钊还嘱咐他明天督促人们返工重修大渠渠线下的一段公路。
第二天早上四点半,到了老孙钊每天起床的钟点,老杜看他没醒,以为他太累了,就没叫他。早饭之后,老杜看他还没动静,进去喊他,才发现他不知在夜里什么时候犯了心肌梗塞病,已经在铺着麦秸的小木床上悄悄去世了。薄棉被上搭着他穿了好几年溅满泥水、石尘的黑棉衣裤,床边仍放着六年来从没离开过他的工具:一对铁锤和钢钻。
孙钊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周围山村的乡亲们翻山越岭跑来了,民工们放下工具赶来了,老人和妇女们也互相搀扶着走来和自己的老书记告别。人们挤满了小院,—片唏嘘之声。乡亲们对自己爱戴的亲人离去,除了一行行滴不尽的热泪,又能说什么、干什么呢?当时,县委书记郑永和正在外乡工作,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急忙从百里外赶来。他轻轻地掀起薄被,望着老战友那安祥的面容,泣不成声。特别是看到孙钊那结满铜钱厚老茧的双手,凝着乌紫的血痕,断指还在发炎,整个右手肿得老高,郑永和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激动地把孙钊的双手高高举起来,向周围的干部、群众大声说道:“大家看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这是双劳动的手,坚强的手,为人民造福的手,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手……”
郑永和这句话像炸雷一样,震颤了人们的心灵。小屋里低沉的啜泣声一下子像开了闸的洪水,哭号声响成一片……
孙钊逝世不久,我又到辉县采访,专门访问了孙钊的家。家人为我翻遍他的遗物,竟没有发现一件新的衣服。甚至家里也没有衣箱、衣柜。只有一张他老伴出嫁时带来的桌子,几十年烟熏火燎,早已面目全非了。老孙钊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点遗产,却给拍石头上万人的子孙留下了一片又一片崭新的山河。荒寂的野岭通了公路,苦旱的土地有了甘泉,瘦黑的孩子们有了吃喝。他在拍石头6年,带领大家给苦旱的拍石头带来的是4座中小型水库,80多个大型蓄水池,十几个提灌站;85000多米石砌盘山大渠,使这个过去吃水贵如油的地方,一半耕地成为水浇地;13条干河沟修成了良田。这些艰巨的工程,无疑给这个贫困的山乡打开了生路,奠定了脱贫致富的基础,但我觉得孙钊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还不是这些,而是他那双令人永世难忘的手!
多少年来,这双布满老茧伤痕累累的大手,经常在我眼前晃动,它像一面火红的旗帜,引导我,激励我,给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我的心灵深处,这双手已成为共产党人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象征。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再过多少年,老孙钊的形象,他那双血迹斑斑、动人心魄的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永远,永远!
199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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